当历史学家要探讨亚洲在全球的经济版图上重新崛起的课题时,他们应该会集中讨论亚洲三大经济体,即中国、日本和印度。但如果要谈“亚洲资本主义(Asian Capitalism)”,历史学家肯定会提到其主要倡导者,即新加坡的奠基人——李光耀。

李光耀在新加坡创造了经济奇迹,相信应该不会有太多人质疑这一事实。李光耀的思想、个性以及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对整个亚洲都带来了影响。

李光耀(1923-2015)

在1960年至2011年之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逾100倍,如今超过了5万5,000美元。新加坡为全球其中一个先进经济体,有“花园城市”的美称,其管理机制稳定且有效率,同时采取开放的经济政策,相比之下,许多周边国家的发展都被贪污、裙带关系和官僚等问题拖慢。

李光耀的其中一个过人之处在于他有先见之明。在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后,他就知道新加坡不能靠周边国家生存,而必须有能力把高档货品出口到日本和西方国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随后着力于打下稳固的经济基础,它所采取的政策包括鼓励储蓄和投资、把通胀率和税率保持在低水平、确保汇率稳定以及提供高素质的教育。

如今,他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几乎已是不证自明的治国原则。然而,在新加坡建国初期,要走这样的道路并不容易,因为当时共产思想在亚洲有相当大的号召力(李光耀最先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打压新加坡的左翼份子,而他曾经与左翼结盟)。在那个时期,中国还处在毛泽东文革后的困局中,印度的尼赫鲁则在打压企业和拒绝与其他国家有贸易往来。李光耀认为,他的选择是出于实际考量,而不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

邓小平认同李光耀的理念,并在推行中国的市场改革时采用相同的方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李光耀启发了邓小平进行改革,从而令上亿中国人能够脱离贫困,获得经济自由。

李光耀认为,政治自由可以容后再争取,而世人应该会对这样的观点继续争辩下去。李光耀崇尚“亚洲价值”,但这与他的政治信念的关系不大。他认为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精英应该负责治理国家,而一般民众应奉公守法。

李光耀认为,西方的民主体制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其政治理念影响了许多亚洲国家。多国领导人都认为,要像新加坡那样在经济方面有所成就,就要由精明的领袖负责治理国家,并在有需要的情况采取强硬的手段。非民主国家和一些民主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因而以此为理由限制人民的自由。

李光耀的政治观点有其说服力,但却不足以令人信服。他崇尚的儒家思想,理论上可用来解释为何东亚国家能够崛起,但西方殖民者能够在亚洲横行,部分原因也是受到儒家的一些观念影响。另外,勤俭、孝顺的价值观也并非亚洲独有,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崇尚这些价值。

李光耀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保姆国家(nanny state)”,政府限制言论自由,他也经常打压政治上的对手。但新加坡也因此面对了一些挑战。新加坡政府一直尝试使其人民和学生变得更具创意,但效果不彰。社会的不平等情况变得更加明显,越来越多人也对人民行动党的治国方式有所不满。在上届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只赢得了60%的选票,与过往的选举相比,表现退步了不少。

除了新加坡之外,许多亚洲国家都是一党独大,或者由军人政府管理(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都面对难以创新及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李光耀确实创造了奇迹,他的思想令亚洲发挥了其巨大的经济潜能,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亚洲国家要继续发展和进步,需要新的思维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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